施密特分享了自己从一个在职业生涯中不断学习、摸索的管理者，到如今致力于赋能下一代的心路历程。从他独特的“人生三阶段”理论，到他那精确到“每周63小时”的个人生产力系统，再到他对领导力传承的坚定信念，施密特提供的可能是一份在剧变时代中保持目标感、效率和内心秩序的终极指南。 本次访谈核心观点“我们将在未来5到10年内，见证人工智能首先达到人类智能水平，以及超级智能的到来。没有人为此做好准备……你必须秉持人类价值观将其做好。”“我们已经将经济学从稀缺性经济学转向了注意力稀缺。我读过的一篇论文说，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将所有人类注意力变现的方法。”“生活大致是这样，0到25岁，你在学习。25到50岁，你本质上是在增强自身能力。而大约在50岁左右，你必须转向——无论是从感恩的角度，还是从发挥杠杆作用的角度——去帮助他人。”“我最终计算出，我每周最佳工作时长是63小时。当你埋头苦干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遇到边际生产力递减。”“当内容进入到这些地方之一……都必须以加密方式盖上其来源的戳记。如果你不理解其出处，你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一次俄罗斯的影响力行动，还是仅仅是俄亥俄州某个有想法的人所为。”“我最终得出结论，（CEO）合适的年限是10年。当我我自己任职达到10年时，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执行自己制定的规则。知道何时功成身退非常重要。”人生三幕：从学习、增强到回馈 在探讨复杂的外部世界之前，施密特首先分享了他对个人生命旅程的宏观框架，这个框架以“感恩”为起点。“我每天醒来都心怀感激，”他说道，“如果你醒来时对此不心怀感恩，那么你就需要改变一些事情。因为一个基于感恩的生活是一个好的开始方式。” 他将人生划分为三个清晰的阶段，这个模型为理解他后来的职业选择和当前的使命提供了关键的背景。“生活大致是这样，0到25岁，你在学习。25到50岁，你本质上是在增强自身能力。这种能力指的是影响力、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世界产生的作用。而大约在50岁左右，你必须转向——无论是从感恩的角度，还是从发挥杠杆作用的角度——去帮助他人。” 如今，施密特显然正处于第三阶段。他将自己过去五十年积累的知识、资源和人脉视为一种杠杆，其核心目标是“真正地赋能下一代”。这种视角也解释了他为何在离开谷歌CEO职位后，依然活跃在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及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并致力于将经验传递给那些即将塑造未来的年轻人。 这种清晰的宏观哲学，同样体现在他微观的日常管理之中。施密特分享了一套经过多年实践检验的个人生产力系统，其核心在于对时间的严格自律和战略性反思。 他透露，自己曾一度每周工作80小时，但后来发现效率并未成倍增长。“我最终计算出，我每周最佳工作时长是63小时……当你埋头苦干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遇到边际生产力递减。你会看到年轻人虚耗时光，虚度光阴，瞎忙活等等。他们应该直接把它完成。” 为了确保这63小时的高效，他建立了一套周末反思机制。“在工作日要非常努力地工作……而在周末，挤出几个小时来思考。关掉手机，不发短信，不看Instagram等等，然后思考。并写下你对上周所做事情的评估，然后是下周你需要做什么。”这种简单的纪律，迫使他始终掌控着自己的议程，确保重要但不紧急的任务不会被遗忘。 此外，他还有一个在当今时代显得有些“复古”的习惯——高度依赖电子邮件。“你们这代人沉迷于短信和WhatsApp等等，那些工具在组织世界方面效率不高，”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电子邮件是我所需内容的精确、书面化的记录。这样它就留在你的邮件里了，你就可以实际查阅它，也可以转发给其他人。然后你可以说，你做这个了吗？并且你可以进行后续跟进。”在施密特看来，这些看似增加了即时摩擦的工具，实际上极大地减少了后续沟通与管理的成本，是对抗“延迟”这一生产力大敌的有效武器。 从个人效率转向社会观察，施密特精准地指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经济模式的根本性转变。“我们已经将经济学从稀缺性经济学转向了注意力稀缺。我读过的一篇论文说，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将所有人类注意力变现的方法。” 他深刻地揭示了社交媒体算法的运作核心：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最大化商业利益。“作为人类，我们倾向于对那些本质上骇人听闻、通常是负面的事物做出情感反应，”他解释道。“典型的数据是，一条煽动性的内容被转发或分享的次数比一篇深思熟虑的文章多七倍……它们受愤怒驱动，因为愤怒有市场。” 这种机制导致了真相与理性的错位。人工智能的加入，更让这个问题雪上加霜。AI系统能够精准地找到每个人的情感“引爆点”，并持续推送相关内容，从而将用户困在信息茧房中，并加剧其情绪反应。 那么，个体该如何应对？施密特认为，关键在于具备批判性思维，并清醒地认识到数字世界的不完整性。“我假设我在TikTok和Instagram上看到的一切都是经过高度筛选的……如果某人正在享受美妙的假期，那么他们就没有告诉你他们生活中90%的时光是纯粹的地狱。一旦你理解他们提供给你的只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子集，你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们向你推销的是什么。” 展望未来，施密特认为，当前由注意力经济引发的挑战，只是更大浪潮的前奏。“我们将在未来5到10年内，见证人工智能首先达到人类智能水平，以及超级智能的到来。没有人为此做好准备。” 在这场历史性的技术变革中，他最关心的是“人性优先”的原则能否得到坚守。“我们这些技术专家们，我当然也犯过这个错误，其中一点就是我们忘记了人类优先。我们考虑的是算法及其影响……下一代计算机系统等等，可以以赋能自由的方式实现，也可以以限制自由的方式实现。” 他预见到，在不远的将来，每个人都将拥有一个AI代理或个人助理，它将成为我们“最亲密的伙伴”，甚至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这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潜藏着深刻的风险。“作为家长，如果你的孩子的挚友实际上是一个数字系统，你会作何感想？而且他们发布了新版操作系统，你却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他们重新编程了你孩子的挚友……这不行。” 因此，他坚信监管的必要性，尤其是在内容溯源方面。面对AI生成内容真假难辨的未来，唯一的出路是强制性的技术标准。“当内容进入到这些地方之一……都必须以加密方式盖上其来源的戳记。这样你就能理解其出处。如果你不理解其出处，你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一次俄罗斯的影响力行动，还是仅仅是俄亥俄州某个有想法的人所为。” 在访谈的最后，施密特将话题引向了组织与社会层面的智慧——领导力的传承。他毫不避讳地指出，无论是政治还是商业领域，领导者往往“恋栈权力过久”。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阐述了任期限制的重要性。 “我曾研究首席执行官的任期。我最终得出结论，合适的年限是10年。当我我自己任职达到10年时，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执行自己制定的规则。于是我将首席执行官的职务移交给了他人……关键在于，知道何时功成身退非常重要。”他认为，正是因为这一决定，他才得以开启人生的新篇章，涉足更广泛的领域。 这一理念同样适用于公司创始人。“作为一个公司的创始人，最了不起的一点是你永远都是创始人。但是，创始人在适当的时候应该放弃直接控制权。我认为，那些管理公司长达30年的创始人，并没有很好地为他们的利益相关者服务。” 他坚信，下一代人才远比他那一代人更聪明、更能适应这个复杂的世界。因此，一个健康社会的标志，就是能否建立起有效的机制，让权力平稳地交接给更具时代洞察力的年轻人。
